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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科学谋划，高位推进平安建设。康巴什区坚持把政治引领作为贯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主线，在全市率先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在各街道成立平安建设办公室。

法律依据：

cmaedu.com《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cmaedu.com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首先就是党组成员没法发挥带头作用，实践中很多人都是独断专行，不能够很好地引导群众，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模范引领不到位。

其次就是很多村干部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在日常管理和处理问题方面创新不够，而且容易出现靠经验解决相关问题，这是不可取的。还有村干部的法治思维比较短缺，现在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的知识，而是喜欢采取一些极端措施。

最后就是村干部对于经济能力的把控以及规避风险能力不足，村里的经济主要是村干部带头抓起的，农村缺乏真正懂得经济组织管理和现代化企业运营专业知识的村干部，甚至有些村干部思维还在计划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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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解社会各种矛盾

cmaedu.com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趋向新变化

cmaedu.com1、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趋向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且比例明显扩大。

cmaedu.com2、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不少基层社会矛盾由过去的多为个人行为转变为现在的聚集行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涉及面更加宽泛、复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体性利益产生的纠纷，使各类利益“抱团”群体不断增多，极易由一般性纠纷演变为群体性矛盾。聚众反复信访乃至缠访、闹访、越级访现象不断增多。

3、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中，既有因执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发，如有些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方面政策保障前后不一致、区域不平衡，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执行不一，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环保等公共设施建设带来的民意纷争而造成；还有因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如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影响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而导致拖欠职工工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部分群众因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经济损失而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医疗事故纠纷和意外人身伤害等。

4、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一些群众处在矛盾纠纷中往往极不理性，在涉拆涉迁、医疗事故等纠纷中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误解强求，如达不到其诉求目标、满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欲望，便对政府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为。一些群众由于贫富差距、观念冲突、社会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产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纠纷时情绪容易失控，采取极端手段，使矛盾趋向激化。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大闹大解决”心理，认为只有闹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层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或借助网络将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敏感事件和传闻迅速见诸网络媒体，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不稳定情绪，制造不稳定事件。

二、确立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头预防，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坚持从治本的高度，着力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前移社会管理关口，优化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环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2、畅通诉求表达，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坚持以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前提，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在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按照民主程序维护权益，化解利益冲突。

cmaedu.com3、强化矛盾排查，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主动、防止激化，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维稳成本，实现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4、规范矛盾调处，实现维护权益从依靠信访向依据法律转变。切实树立法律权威，把解决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化、制度化手段。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

5、着眼多元化解，实现矛盾化解从单一模式向综合联动转变。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手段为辅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通过创新设置调解组织、完善联调联解机制和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相关调解程序，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创建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

（一）坚持民生为先，创新建立源头预防机制

cmaedu.com1、建立群众利益至上的公共决策机制。各级政府应逐步实现政策和决策目标取向的完全公开，以“群众是不是愿意、群众是不是支持、群众是不是得益”为决策目标，形成顺应民意、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要扩大公共决策的社会参与，让不同利益群体在政策、决策出台前充分表达诉求，实现政府处理社会利益与社会良性互动，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平衡，形成开放性、社会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要积极推动社区、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其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和调节利益的作用，与政府进行充分沟通，表达不同群体意愿，形成代表广泛、规范有序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出台前提前释放民意，并主动吸收采纳群众积极合理的意见建议；使政府出台的政策举措和重大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可靠的群众基础，提高决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众的认可度、接受度和满意度。

2、健全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服务机制。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力求民生优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会公平的统一。要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抓好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和管理，满足群众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要贯彻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精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大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医疗和反贫困等公共政策的创新力度，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从制度上保证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从分配格局上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3、创新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机制。各级要创新运用各类有效媒体，教育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观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广泛开展普法教育，拓宽法制宣传渠道，认真归理解决常见矛盾纠纷的法律路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宣传，使法治维权理念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传统文明礼仪,并一以贯之，长期宣传。三是强化警示导向教育，将极个别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受到处罚的典型当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纠正“有事就得闹、大闹大解决，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认识误区。

cmaedu.com4、强化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严把“五道关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项要过“法治关”。各类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必须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二是评裁分离，实施要过“程序关”。改变原有“谁决策，谁评估”、“谁立项，谁评估”的做法，实行评估与决策相分离，由第三方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科学评估。三是互利共赢，评审要过“民意关”。凡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须征得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学合理，决策要过“分级关”。可将稳定风险分四级，风险较小的为四级，可实施；有一定风险但可控的为三级，分步实施；有较大风险可能引发群体性或个人极端事件、短期内难以控制的为二级，暂缓实施；有严重风险、可能引发重特大涉稳事件的为一级，不实施。五是明晰责任，后续要过“考核关”。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既要有事前评估，还应有事中阶段性评估和事后总结性评估，视情作出维稳干预，避免发生实施中止等被动局面。维稳部门应对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工作跟踪督导，并结合平安建设全员责任制落实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层化解，不断完善依法调处机制

cmaedu.com1、做实村（社区）级，实现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实基础、源头化解的要求，做实村（社区）级调解室。一要加强调解网络建设，将辖区内企业（单位）纳入村（社区）调解室，确保企业内部矛盾自行解决、企业间矛盾社区调处、社区简单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调解队伍素质，把好调解干部选聘关，将有基层工作经验、热爱调解工作的人员选聘进来；推行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制度，提升基层调解人员工作积极性。三要规范基层调解工作，加强村、社区、企业、市场调解室软硬件建设，打造基层调解品牌，树立基层调解形象，提升人民调解公信力。

cmaedu.com2、做强镇（街道）级，实现大事不出镇。按照全面推进、规范运作的要求，做强镇（街道）级大调解平台。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分管领导任组长，民政、城管、社保、安监等条线负责人为成员的镇级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二要强化资源整合，以集约资源、方便群众、处置快捷为原则，依托各地综治中心，成立相关专业调委会或专项调解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完善诉调、公调、政调、访调和援调对接机制。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多部门、各条线参与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各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衔接配合，形成本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3、做精区（市）级，实现难事不出区。按照整合资源、攻坚克难的要求，做精区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一要统一协调，按实运作。由区委主要领导任调处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司法、信访、公安、劳动和工会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实现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调解”在一个平台上运作。二要集中管理，统一受理。将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和土地流转等专业调解纳入“中心”，重点调处跨区域和牵涉多个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三要明确责任，分类处理，分流办理。按照接待、受理、调处、归档“四统一”标准，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做到“难事不出区，矛盾不上交”。

cmaedu.com4、三级联动，实现矛盾不激化。按照属地受理、联动调处模式，实行区（市）、镇（街道）、村（社区）联合调处。对涉及人员较多、情况较复杂的矛盾纠纷，所在村（社区）受理后，商请镇（街道）调解组织上门联合调处；对情况特别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区、镇、村三级联合调处；对重大矛盾纠纷，落实区分管领导包案化解。要对征地拆迁等越级上访的历史积累性重点疑难矛盾进行梳理，建立“会诊研判、综合化解”机制，达到化解一个重点矛盾、筑牢一方社会稳定的基础，营造一片和谐的社会环境。

5、法律至上，实现依法有序调处。解决矛盾纠纷的核心是维权，为确保群众维权秩序，必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治理机制。要运用法律、法规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和调处工作，对民众释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保证个案公平公正，引民众信法；依法处理起哄闹事、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者，令扰者畏法；规范地方立法，从法律法规中体现科学发展、执法为民，让民众爱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内运用行政、非诉讼调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长效机制，开展村务法律体检，为群众答疑释法，助基层用法。要强化法律救助工作，创新建立社会矛盾化解中困难人员（家庭）救助扶持机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检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赔偿救助等司法救助体系。

cmaedu.com（三）强化系统管控，着力构建综合治理机制

1、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广泛倾听民声，大力开展“进村入企达户到点”走访活动，不断加强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联系。要及时疏导民意，认真落实窗口单位首问代办责任制，对群众的问题及时解答，对群众的要求及时回应，对群众的不满及时安抚。要认真解决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努力提升社区平台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生活类、咨询类、事务类、电子商务类、企业服务类等多项服务。

2、推行柔性网格精细管理。各级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关怀，以善治为目标，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区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深化完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形成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要将市场、住宅、商铺等全部纳入服务管理范畴，为群众提供政治参与、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关怀，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3、落实维稳日常指导制度。维稳工作必须从日常指导做起，党政领导干部要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日等民意反馈通道，经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众诉求，与群众面对面沟通。要坚持定期下访制度，每月到联系村居、企业上门走访，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困、办实事、办好事，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要做好维稳日常指导，结合矛盾纠纷排查，指导基层边排查边化解，将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即时上报、及时化解；对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确定责任人限期办理、限时答复。

cmaedu.com4、形成社会各方参与合力。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参与。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介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作用，代表相关群体反映诉求、与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商调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提供服务的纽带作用，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式，积极探索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要支持和推动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扩大服务对象，将非公企业单位、新市民列入重点服务和帮扶行列。

5、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领导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必须加强各级党政领导能力建设。一要着力提高为民执政能力。时刻心系群众，一切公共政策、公共决策和工作举措应符合群众的意愿、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的长远利益。二要着力提高系统管控能力。坚持从“前”抓起、以防为“本”， 从“底”抓起、以调为“堤”， 从“小”抓起、以畅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头预防机制、夯实三级调解平台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调解网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关心困难群众上出实招。三要着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充分认识群众工作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提高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能力。

如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面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习惯于采取封锁消息、强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生硬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社会冲突的导火线。近年来，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训，开始采取承诺给予好处甚至“花钱消灾”等“软性”手段来回应群众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诉求，希望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会矛盾。

cmaedu.com上述两种处理机制都可以纳入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的范畴。所谓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以单方压制或利益诱导等为手段，以矛盾的暂时消解为效果的处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制性”或“收买型”处理模式，其对象不是群众利益诉求所涉及的问题，而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本身，且其注重处理忽视预防。在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利益诉求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有的还是多年积累而成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治标不治本。此外，急风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无法保障对立双方争议的公正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并加剧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cmaedu.com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精神，反思过往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cmaedu.com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导

cmaedu.com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言：“通过冲突，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社会中存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少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同时，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存在矛盾纠纷却能妥善迅速解决的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指引社会通过完善治理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治理，是多方参与的治理，也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于主导地位，却必须把自身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且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因此，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须实现从行政主导型向依法治理型、从注重处理向注重预防的转变。笔者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称之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会的韧性稳定为目标，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为手段，以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实质性化解为效果。与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标的长远性、手段的多样性、效果的彻底性和观念的前瞻性等优势，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对乌坎村民的诉求，当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选举村委会，再依法处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财务审计、扶贫助学等问题，不仅有利于实质性化解矛盾，还有利于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cmaedu.com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与关键

cmaedu.com《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正在于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不仅要求政府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还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有效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

cmaedu.com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互动协商”的理念。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人民的权力。所以，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改变以往单向度的治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互动、合作协商，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从而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有效预防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发生。

其次，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会治理中严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现因违规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还要求政府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应急化的管理。

cmaedu.com最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引导依法维权”的理念。面对维权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宣传“依法维权”理念，并充分利用体制内的一切有利资源促使公民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关键是法治方式。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法律应对应当以“预防与治理并举、重在预防”理念为指导，在预防和治理两个层面进行建构。

cmaedu.com预防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公共决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实现“决策于未知之中”，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鉴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大调整的复杂性，完全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现实。为此，应当建立回应型法律治理机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cmaedu.com同时，还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要求，发挥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的作用，捍卫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唯有如此，社会转型中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会运行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实现。